一、神和人的一般关系

神人关系是古代埃人历史意识生成的基础。从整个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可以说:“古代埃及人具有相当高的文明,却奇怪地受到最低级的原始文化遗迹冲击并与之交错地结合起来。”古代埃及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浓厚的宗教意识及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而且古埃及的宗教确实具有很大的原始性,其神祗众多,诸神之间职能混乱、重叠甚至矛盾。

在古埃及的所有时间内,人和神一直保持着一种紧密的联系,整个王朝时代的这种持续而深厚的宗教背景不得不让我们把古埃及人的历史概念暂时定义为:连续的神话。

神和国王对于人类的优先地位在金字塔铭文中已经显示出来,金字塔铭文中有这样的叙述:“国王已经被他的父亲阿图姆创造出来,在天空存在之前,在人类存在之前,在诸神降生之前,在死亡存在之前

世界是由神创造的,人类也是神创造出来的,这对古埃及人来说是确信无疑的事情。除了主要的希利欧波里斯、赫尔摩波里斯和孟菲斯等三种主要创世说之外,在一些神庙的布景当中和一些文学作品之中,我们也经常能看到对神创造世界或者人类的赞颂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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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和神的交往实际是以国王为中介的,国王是众神在世间的代理人,他的一切行为都应该对众神负责,神可以通过国王参与历史事件,干预人类事物,在战争的胜利、饥谨的结束、混乱的平息的背后,都有神的参与或启示,神成为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

二、历史发展的循环模式

古代埃及人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重要特征是

“恒定”和“秩序

”,在自然界中,表现为太阳每天重复东升西落,尼罗河每年要定期泛滥等等;在人类社会中,如同秩序要战胜混乱,正义要击败邪恶等等。

体现在古代埃及文明各个层面的“恒定”和“秩序”的特性取决于埃及人的一个重要概念——玛特,也正是这个概念,决定了他们对自己“历史”的见解。玛特的起源和神的创世活动有关,它象征着神所创建的正确世界秩序。但是国王是诸神在世间的代理人,所以玛特的控制权实际上归属于国王。

作为一种神圣的秩序,玛特是至高无上的,它充斥整个宇宙,即使创世之神及其他诸神都要依靠它生存。由于它在创世的时候就存在,它又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最重要的前提,这种和谐的力量必须永远存在。这样,世界自创造以来就是它应有的模样,所以过去和将来都不会有一个更好的时代,埃及神话中没有伊甸乐园,没有过往的黄金时代,没有圣经中的善恶最后的决战。

玛特的运行模式却是循环式的。玛特这一概念,认可具有永久、正义和秩序性质的事物,但与之相对立的混乱势力也是一直存在的。当然,这只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解释,实际上,在历史背景上埃及人感到介于混乱和秩序之间的真实或潜在的冲突世界的存在。

应该和埃及前王朝时期城邦之间为争夺领土而进行的有组织的军事冲突,或者更早时期的某些小的政治单位的军事冲突有关。正是从混乱和斗争的经历中,从早期安定的社会生活的破坏中,埃及人才逐渐总结出在整个埃及的历史时期一直极受关注的“秩序—混乱”的历史主题。

但是,宇宙和社会秩序的恒定、和谐状态不能通过秩序与混乱的势均力敌来实现,而是“秩序”必须最终战胜“混乱”,这就是在社会进入无政府的动乱状态之后,国王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即恢复秩序。

吐坦卡蒙在恢复了阿蒙神崇拜之后,在“

复兴石碑

”中记录自己的功业,说他驱逐了全国的混乱,玛特重新建立起来,就是这种秩序和混乱斗争结果的典型证据。古代埃及人并不否认运动与变化,变动,就他们的认识而言是周期发生的,是宇宙生活的节奏,黑夜与白昼,干旱与泛滥,季节的交替变化都是创世时建立的秩序的一部分,同样,人类的“历史”进程也是体现出一种周期变化:秩序—混乱—秩序。

在古埃及语中,我们不难发现有明确指示具体时间的词汇，他们还拥有准确而细致的数学知识和历法知识。但正如他们拥有高超而精密的数学知识却没有抽象的“数学”概念一样,他们也没有抽象的时间观念。

埃及人的时间观念总是要和“事件”结合在一起,这也是和国王的统治相联系,并不是为了故意符合史学所需要的连续性的时间框架。

按照这种时间概念的启示,我们又需要找到具有

“永恒性质

”和“

循环模式

”的“神圣事件”,来充斥埃及人的时间框架之中。

三、历史循环模式中的两个重点:创世与王权

对古埃及人来说,世界是由创世开始的,其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创世划分出存在与非存在的界限,构建宇宙天地的基本框架,赋予世间万物生命,更重要的是创世本身被神学理论嵌入一个特定的时间概念之中。

这种事件的重复在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都成为必要。拉神在夜间的12个小时中,要经历各种磨难尤其是和巨蛇阿波菲斯的斗争。此蛇不能被一次性驱逐或杀死,是因为它象征着永久的原始力量。当拉神再次从努恩中升起的时候,世界便再一次重复了创世时的事件,再次具备了创世时的特征。

古埃及人把王权摆在自然、社会以及伦理的中心位置,物质世界的结构完整,节奏和谐,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都依赖于君王一人。过去并不是类似希腊神话中的黄金时代,而是一个平凡的过程,它的重点在于各个国王的统治的连续,王表为我们提供了这种观念的直接证据。

我们在阿贝多斯王表、撒卡拉王表、都灵王表等诸多王表中需要注意这样两个重点:一是第五王朝的帕勒磨石碑,石刻在纵向上以“年”的象形文字符号将横向的若干空间隔开,形成类似表格式的记载方式,其中记有国王的名字,每一统治年的大事以及尼罗河的最高水位等情况。大事包括宗教节日,修建神像,战争以及税收等。

帕勒磨石碑

的历史记述,体现了对古代事件的兴趣,抛弃了类似那尔迈调色板、登王象牙板等对单个国王及事件的残缺而零乱的记载。这种年代记是迄今所知的对诸王总结的最初形式,是后来诸王表的基础。

简言之,王表所体现的历史观念方面的信息是:王权更迭循环组成王权的连续统治,这完全适应玛特的品质。王权本身是恒定的,任何时期都不能缺少国王的统治,但王权的运行方式是新老更替的。

四、“历史”的作用

循环的历史观念影响着埃及人的“

历史行为

”,我们现在所见的“历史文献”中充满了雷同的记述。在记述的内容和形式方面更能接近史学规定性的文献,或者说更类似于历史记述的文献有如下几种:自传、与自传类似的刻在峭壁和岩石上记载远征的铭文,以及王室铭文等。

自传在古王国时经常写在墓壁上,第一中间期和中王国时的自传常写在纪念碑上,但这些铭文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以自夸的语气来表达某种任务的完成以及上级或国王的认可。

尤其是王室铭文,它的目的也不在于陈述历史,而在于证明国王在创建和保持秩序。这种记载常常发生在国王即位的第一年,这也象征着国王又一次进行创世活动,每一个新王朝的开始,都标志着世界新的开始,为了强调他的这种创造力,即使在和平的年代他也要不断地建设纪念性建筑,以便让人民重新感受到创世的活力。

王室铭文亦涉及战争题材,主题实际上依然和秩序有关,敌人代表着一种混乱,在边界之内才是埃及的有序世界,国王的任务之一是要保持有序世界的边界,所以真正的战争是否发生并不十分重要。

由于恪守理想法老的模式,对史实的记述常常有不实和夸大之词,对新王国法老个人才能和战功的记载就被夸大,这种夸张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在新王国之后,伪造的史实大量出现。

现代意义上的客观的历史记述,对古埃及人来说是不存在的。这几类文献的记述都不是对真实的过去的追求,而是在树立雷同的典范行为。当然,这种历史观念不仅影响了埃及人的“历史”行为,这种观念让他们把过去当作一种权威,以后的历史,都应该是过去的翻版,这种尊崇过去和利用过去一样出现在文学、艺术、宗教等等领域当中。

象形文字保持古老的神圣形式达3000年之久,艺术和建筑风格也都尽量维持着古老的特征,许多重要文献的最初版本可以上溯得十分久远,一些重要的文学体裁在法老埃及时代一直延续,有些文学体裁具有固定的结构、风格甚至词汇等。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教谕文献

”,这种文学体裁在伦理的含义上对“玛特”观念进行解说,教导学生什么是“正义”的行为。“玛特”在“秩序”的含义上和教谕文献形成了互动关系:首先,这种“秩序”观念基础支撑着教谕文献的存在和延续,教谕文献的存在和发展几乎和古代埃及文明的进程同步,一直到现在所知的最后一部教谕文献。

即便是创新,也要利用古代,有时披上古老形式的外衣,这样更能令人接受,过去是文化的源泉。例如,第25王朝的夏巴卡石碑,已经普遍认为它的年代相对较晚,而不是石碑序言中国王夏巴卡所声称的,碑文抄自一分古老的遭到虫蛀的文献,文献可能就是夏巴卡时代的产物

五、对权威和循环历史观念的“否定”因素

王权、秩序和神的创世活动的权威性以及它们的循环往复构成古埃及人理解过去的重点和基础内容,但是对于王权、秩序和神的意志,他们都产生过疑问。这种倾向多发生在政治动乱和领土分裂时期。

除了上述在社会动乱时期所产生的“疑问”之外,在和神的权威性以及命运的对抗因素中,我们还能找到“教谕”和“巫术”这两方面重要内容。很多教谕文学作品都是“关于生命道路的教导”,所以初看起来,教谕文献中体现了人类可以通过学习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普塔霍特普的教谕中就说:没有天生就聪明的孩子。

但实际上,这种教谕文献中充满了“神定”和“命定”观念,早在古王国时期的普塔霍特普的教谕中说:神所喜爱的人能够听见,神所憎恶的人什么也听不见。而“听”是这篇教谕文献中所宣讲的最重要的学习手段。

另外教谕文献又有“王室遗嘱”和“效忠教谕”两种,宣扬的是怎样作一名“正义”的国王或者对国王效忠的问题,当然也都包含浓厚的宗教思想。这两种教谕文献和人类对自己生命道路的思考没有关系。

除了这些否定神权、王权等权威的因素之外,埃及人还偶尔认识到历史并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对国王的形象陈述也不都是烦琐、刻板和程式化的,在第六王朝哈胡夫自传中,年幼的培比二世显示出了孩童的个性,在一篇文献中,埃及人明确地表达出“一个国王在所有的永恒中不会重现”,另外新王国时期的法老为了炫耀功业,经常强调自己特殊的事迹。

但是,上述观念在古埃及人对“历史”的认识中是不占统治地位的,或者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否定。对于埃及人来说,过去就是标准化的,我们更多的看到神、国王和秩序的绝对权威。由于神定秩序的完美,埃及人不但在官方文献中,在民间文学中,可以说是在文明的每一个领域中,都在维持着以玛特为中心的宇宙秩序,以国王为首的社会等级秩序,以传统为基准的文学艺术秩序。

六、结论

古埃及人对待真实的历史是冷漠的,他们缺乏时间、相对性以及非人格化的因果关系的感觉,所以他们没有历史学家。对于世俗的事务,他们从不追根溯源,给予编年式的和体系化的解释。最主要的是,他们认为这些转瞬即逝的历史事件与玛特的特性不相符合。

实际上古埃及的历史存在着变动,从古王国的巨大的金字塔到中王国的泥砖金字塔,再到新王国的密封的岩石墓以至第三中间期塔尼斯的相当小的墓室,明显证明了王权声威的降低,可是他们尽量以自己的思维方式维系历史中的重点,在混乱之中去寻找新的生活价值,但这种生活价值从来没有否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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